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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淑苹：从清宫旧藏看子冈种种迷
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，邓淑苹长期从事玉雕研究，尤其是对伊斯兰玉器（痕都斯坦玉器）的专题研究，受到世界学术界重视，对陆子冈玉器也做了深入研究，是台湾著名的玉器研究专家。
邓淑苹：从清宫旧藏看子冈种种迷
说起苏作玉雕，陆子冈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。这位明代后期的大师，成功将印章、书法、绘画艺术融入玉雕，把玉雕工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名闻朝野。
时至今日，陆子冈仍留下了众多谜团。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与玉器打了40多年交道的邓淑苹对此认为，对清宫旧藏玉器的研究，可以起到解开核心谜团的关键作用。现在时机已经成熟，希望两岸故宫通力合作，全面客观地从清宫旧藏玉器的造形、纹饰、题诗、落款等着手，早日揭开陆子冈的神秘面纱。
苏作英文是“Suzhou school”
记者：苏州玉雕历史悠久，工业园区的草鞋山遗址、昆山绰墩山都曾出土过距今6000多年的玉璜，草鞋山遗址还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的玉璧、玉琮。为什么今天我们关注的玉雕大师却是400多年前的陆子冈？
邓淑苹：史前时候，制玉曾是尖端技术，可能曾被宗教人物垄断。目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已有崧泽文化、良渚文化制玉（包括被统称为“玉髓”的玛瑙类）作坊，有学者认为，当时由一般平民负责玉器的基本制作，巫师之类的人垄断最后的雕纹或刻画密码工作。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到距今3600—3700年，也就是所谓龙山文化晚期到夏朝时期，氏族迁徙、社会变迁剧烈，逐渐发展出以技艺为生的各类专业人群，雕玉就像制骨、雕牙、作陶、铸铜一样，成为被统治的工匠的专业工作，为贵族服务。河南安阳殷墟中的玉作坊，距今约3100—3200年，就是此期的重要发现。
历史上工匠地位很低，所以几千年来很少有玉雕大师留下姓名，也无从研究。
到明朝晚期，江南地区经济富裕，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重视工艺创作与工匠品牌的风气，陆子冈正是在这一风尚下，出现的以雕玉著名的玉工。他不但技艺高超，而且是目前可考的第一个把自己名字留在作品上的人，文人墨客的文章和史料中也有所记载，为后人的考证提供了方便，所以现在一提到玉雕大师，就从他开始了。
记者：您对陆子冈的玉器研究是什么时候起步的？
邓淑苹：早在1981年，我就发表过一篇相关的中文论文和一篇英文论文，而研究工作开始得还要早。
记者：要研究陆子冈，必然研究明清时期我国玉雕的发展史。您对这段历史是怎样划分的？
邓淑苹：我觉得，明清的500多年（1368-1911年）时间里，我国的玉雕至少分四个发展阶段：
一是明早中期，约1560年之前，这是接续元代玉雕传统的时期。13世纪元代蒙古兵西征，带回了中亚地区的玉工，将他们安置在大都（今北京）的城南，成为元、明时期的官匠户，北方的“京作”玉器也由此逐渐形成；
二是明中晚期至清早期。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，书画及各类工艺美术蓬勃发展。在文人、富商的扶持下，我国的玉雕更加精雅细致，以苏州为中心的“Suzhou school”玉雕形成。“Suzhou school”是西方人的称法，我是1981年在美国底特律开会时第一次听到的。从字面看，它是“苏州学校”的意思，实际内涵就是“苏帮”、“苏作”；
三是清中期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起，清朝政府直接控制昆仑山玉料的开采，玉雕空前繁荣；对西南的开发也导致缅甸翠玉的输入；
四是清朝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五口通商后。由于鸦片战争等因素，清朝国力大衰，宫中造办处玉雕业务萎缩，但民间交易却更见繁荣，特别是兴起了所谓“洋庄”生意，通过上海，将苏州、扬州的玉器大量外销欧美。这一时期，翡翠、宝石、金工都加入玉雕制作，各种吉祥图案如蝙蝠（福）、寿桃（寿）、灵芝（如意）、竹（高风亮节）纷纷运用；还出现了玉雕“翠玉白菜”，以白菜与螽斯象征清清白白、多子多孙……都促成了玉雕行业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持续繁荣。
记者：您上面提到，玉雕有“京作”和“苏作”之分。这两种制作技艺，有什么不同点？
邓淑苹：“京作”就是北方工，以北京为中心，大气、质朴为其特征；“苏作”是南方工，以苏州为中心，以灵空、飘逸、精细著称。
记者：业界对苏作玉雕有着怎样的评价？
邓淑苹：一般都认为苏作玉雕以“精巧雅致”为特征，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赏。上面已提到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，西方艺术史界以“Suzhou school”一词专指明代晚期在江南形成的讲究文人清雅品味的艺术风尚。这一名词不只指玉雕，也泛称当时各类以文人书房用品为主的工艺。
艺术史界通常称明晚期以苏州（当时又称“吴门”或“吴中”）为核心的书画传统为“吴派（Wu school）”，工艺传统为“苏派（Suzhou school）”。前者是文人画派，后者是合乎文人品位的工艺流派。